今年8月18日，河南南阳市公安局网警支队3名民警，在南阳市民任超奇电脑里发现两段黄色视频。9月12日，任超奇收到了警方的处罚决定书，被“警告并处1900元罚款”。此事被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热议。9月26日，南阳警方公布了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法监督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撤销对任超奇的罚款处罚。

无独有偶，今年9月18日， 合川区太和镇40岁的唐尚海和朋友陈海军坐火车到怀化。一名乘警查票时擅自打开唐的手机发现了这段黄色录像，遂以唐尚海传播淫秽录像为由，罚款200元。

一个月内两起处罚，都是警方偶然发现，都是同样处理结果——罚款，罚款事实依据都是传播淫秽信息，但却没有掌握确凿证据证明传播。一个执法者，一个行使公权力的人，竟对所依据的事实不调查就开具行政处罚书，并威胁说不交就行政拘留。这样的执法者的执法素质是值得让人怀疑的。仅凭手机里存有黄片，就能判断手机持有者进行了传播，这样的推理即使不懂法律不懂逻辑的人也能看出是不成立的，况且一个有国家执法权的人民警察！说白了，就是人民警察太不珍惜自己手中的权力了，他们视公权力为已的意愿所用，根本不管用得是否有事实依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完全受“老子有权，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思想支配，俨然一副“我是管理者”，我是“执法者”，我是“县太爷”的尊容。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是对公权力的滥用，是对法律的不尊重，是对人们对法律信仰的亵渎！长此以往，会让人们对执法机关失去信心，对法律失去信心，对政府失去信心，进而给社会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

但愿此类事件不再发生！但愿执法者，请慎用手中的权力！毕竟社会在进步，法律在健全，不要等到有一天，你会因此而丢了饭碗。

周老虎终于被打回了原形，周正龙涉嫌诈骗被法院判了刑。公诉书认为周正龙为了骗取林业局的20000元的悬赏而故意造假，周正龙则说自己没有骗取钱财的故意，判决书采纳了公诉书的意见，认定诈骗罪名成立。那么笔者就不明白了，陕西省的官员们怎么那么好骗？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为了20000元，敢欺骗政府？即使他有那么大胆，他又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将这个造假工程隐瞒的如些严实呢？欺骗了乡林业部门，乡里辨别真假的能力差，我们可以理解，欺骗了县、市林业部门，我们也可以理解，可要是说省里不具备辨别真假的能力，那我们就不能理解了。

首先我们不从技术方面去分析，只用常理来讨论。如果真有老虎，那老虎所在地区域是一定会留下痕迹的，试问，在发布发现老虎新闻之前，我们的林业部门去过现场吗？见过老虎地脚印或者便便吗，见过被老虎侵袭过的动物尸体吗？我想如过有任何一级部门稍做调查，稍做分析，“周老虎事件”就会夭折在襁褓之中。可是我们的各级林业部门任凭“假虎”一路高歌猛进，幻想假亦真来真亦假。不做调查就招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中国人民散布虚假消息。难道陕西的林业部门真得如此“弱智‘吗！我想不是，如果说中国的官员是弱智，估计在中国没有人会相信。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其中有人与周正龙一起造假，共同欺骗全国人民的感情与时间。那么这些人应判什么罪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此案中，周正龙，仅一替罪羊矣！

三鹿出事了,三鹿的老总田文华被刑拘了。办案机关依据的刑法第144条、150条之规定，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将这位曾有拥有无数光环的女人送到了看守所。作为商界名人，田文华不能说不聪明，可为什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自己触犯了刑法都不知晓？这么大的国有控股企业，按规定是必备法律顾问这一职务的，那么法律顾问哪里去了？7月份当知道奶粉出事后为什么不做法律风险评估，就做出了不上报的决定？如果当时就马上就向社会公告召回产品，三鹿公司就不会涉嫌犯罪，田文华也不会被刑事拘留。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要求犯罪主体必须是故意，过失不构成犯罪。如果当时三鹿的法律顾问提出一份法律意见书，我相信作为公司的领导不会不考虑自身的前程的，也许有毒奶粉就会少些天危害人间，但遗憾的是，三鹿没做到这一点。

但稍作思虑，知其结果为必然。观企业习惯行为，大部分企业的决策者对法律风险并不重视，在他们眼里，市场风险才是第一位的，法律风险是什么，他们很少去关心，去防范，只有出现法律危机后，才会想到让律师去补救，但他们不知道事后救济的成本与代价要比事先防范大的多，三鹿也是如此。

企业法律风险之防范与评估存在于企业从生到死整个生命过程中，其作用产要是防范法律风险的发生，其风险类别可分为刑事法律风险、行政法律风险及民事法律风险。刑事法律风险主要对企业的责任人影响最大，一不小心就可能身陷囹圄，近如田文华，远如牟其中。行政法律风险与民事法律风险却关系着企业的生死，三鹿奶粉事件，将导致企业面临巨额的民事赔偿，三鹿能否挺过这一关，三鹿是否具有赔偿能力，还都是个未知数。如果资不抵债，有可能会被申请破产，虽然那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场情。

笔者接触过几个欲来华投资的外国企业，他们来华第一件事，就是找律师对项目进行法律风险评估，如果中国政策、法律上有障碍，他们宁可不做，虽然有很诱人的利润。固以为，中国的企业应向发达国家的企业学习，从决策者开始从上到下重视法律，关注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与评估，只有让法律来护航，中国企业才能做得更强，走得更远，才能屹立于世界强企之林。

名人代言，误导无数国人。何庆奎代言的“万里大造林”使多少投资者血本无归；葛优代表言“亿霖”让多少人倾家荡产；郭德纲的“减肥茶”更是让消费者大呼上当，现在邓婕代言的“三鹿奶粉”更是让几个幼婴过早地离开还未熟悉的人间，让数千个孩子承受着不应承受之痛。

邓婕代言的是三鹿慧幼婴幼儿奶粉，在广告中邓婕不停重复：“选奶粉我很挑剔，专业生产，品质保证，名牌产品，让人放心，还实惠，三鹿慧幼婴幼儿奶粉，我信赖！”据悉，邓婕与张国立根本就没有孩子，即使有，我想孩子也不会还要以奶粉为生吧。邓婕选奶粉做什么，又如何去挑剔呢！可能是给别人的孩子选奶粉吧！一个没有养育过孩子的人竟然对幼婴奶粉说“我信赖”。试问，你凭什么信赖，你用过吗？如此不负责任的广告，你也敢作！我问过多个消费者，他们大部分还是非常相信名人的。用他们自己的话：名人都用，我们还怕什么！！中国的老百姓实啊！他们哪里知道，有几个名人在用他们代言的产品呢！！

名人代言之所以如此混乱，名人之所以不负责作的代言。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名人社会责任感太差；二是让金钱冲昏了头脑；三是法律没有起到应有的约定作用。

前两者笔者不去探讨，下面笔者仅就法律关于名人代言作些分析。

一、刑事方面：名人代言可能涉嫌的罪名只有“虚假广告罪”，但《刑法》222条只提供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这三种犯罪主体，在广告中起到关键宣传作用的名人不在其中，所以笔建议，应将名人代言列入刑法调整范围。

二、行政方面：《广告法》中对名人代言也是一片空白，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其处罚对象也只是广告主要、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

三、民事方面：《广告法》第38条第三款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分析此款可以得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在这里承担的侵权责任，消费者受到损害时，推荐者或服务者要承担连带责任。而名人代言所起的作用与社会团体所起的作用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以自身的社会地位、社会形像向消费者对产品作出的保证，虽法律对名人代言没有作出相应规定，但如根据法理及法官的自由裁量，参照此款判决名人对其所代言的产品承担连带责任是有法可依的，是顺应民意的。

     在虚假广告猖獗的今天，在企业社会责任沦丧、名人道德水平不一的今天，笔者建议，法院应用判决给社会做出一个责任标尺：那就是凡是忽悠老百姓的，那就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鹿集团的领导应负什么刑事责任?

每天关注“三鹿奶粉”事件，都是说警方抓了多少多少犯罪嫌疑人，今天又看到说某兄弟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批捕，好像嫌犯共有几十人吧。但仔细一看，被抓者都是奶农，都是养奶牛的农民！而作为有毒奶粉的制造者、销售者——三鹿集团却无一个被捕。作为律师，我绞尽脑汁想给三鹿集团找些罪名出来，可是最终一无所获。浏览一下相关新闻，发现了北京市博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忠诚律师的《三鹿集团及主要领导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文章。但我读完后对此观点不能认同。可以说，这个罪名与这个事件最为接近，客观上完全可以认定，但关键在于三鹿集团是否具备“故意”这个主观要件。如果三鹿集团明知不符合卫生标准，那么这个罪名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与事案件相近的罪名还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但都涉及到一个关键要件，那就是看三鹿集团是否故意为之。

从三鹿奶粉事件来看，奶农是始作俑者，而三鹿集团则可以认为是推波助澜者，将有毒的食品推广到了全国各地，给无数个家庭带去了痛苦的梦魇。作为奶粉的生产者，理应给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产品，但三鹿集团却疏于管理，连有毒物质都没检测出来，这是对生命的极端不负责。奶农掺有毒物质固然可恨，但作为具有多年历史的奶业巨头，居然不能检测出来，这样企业更可怕。然而，现在有刑法却很难找到对应的惩罚条款，这不能不说是法律的滞后与悲哀。

建议人大常委会在下次的刑法修正案中加上“食品卫生、安全事故罪”以强化企业的责任感，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权。

                       ——律师杂评

看到李亚鹏为了自己的女儿对记者拳脚相加时，作为已为人父的我，从心里为其叫好。孩子不是名人，记者你拍孩子做什么？就为了炒作，孩子又不是公众人物，她以后要有自己的生活，不要因为你们记者的炒作而影响到其健康成长，凡事得有个限度！

我可以理解李亚鹏的心情，但作为名人，打人是肯定不对的。从律师的角度来分析，你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不够。如果你一脚下去踹到记者的要害，将其致伤致残，则涉嫌故意伤人，是触犯刑法，要被判刑的，当然民事责任是更免不了的。

娱记需要素材，需要哄动效应，但要掌握限度，对名人个人可以，但对其家人不要穷追猛打。名人需要隐私，便隐私相比常人要“公众”的多。公众关注你，你才能发展，所以凡事得注意形象，更要遵守法律。

案件详情：

王振宙：曾就职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浙经房地产公司、浙江宏福山庄地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杭州商务大厦总经理、杭州城市商务酒店总经理、浙江远山宾馆总经理等。
1995年初遭浙江宏福山庄地产投资有限公司香港投资人陈立、陈鸿远、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法律事务室主任毛惠庆（毛惠庆同时是我杭州城市商务酒店聘请的法律顾问）等的诬告陷害；香港投资人陈立、陈鸿远经毛惠庆等的安排，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提供了“在1992年7月香港中国地产展销会期间，在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在国际会议中心的早餐桌上，由陈立给宏福山庄总经理杜月祥，副总经理王振宙各一个装有三万元港币的信封，信封是香港陈鸿远所在律师事务所的，钱是杜月祥提出要的”等捏造诬陷材料。在原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其超等省领导的亲自干预下，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开始对“杜月祥、王振宙收贿三万元港币”进行立案侦查。
1995年7月15日我被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以“收贿罪”刑事拘留，1997年4月18日被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以索贿3万港币罪一审冤枉判处有期徒刑六年，1997年5月5日被送往杭州南郊监狱服刑改造，于2000年5月14日刑满释放。
所谓“杜月祥、王振宙收贿三万元港币”一案自1995年6月后就由原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葛圣平（现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亲自负责；浙江省检察院、杭州市检察院、杭州西湖区检察院三级检察长直接参加了提审。
1995年6月在西湖区检察院审讯室内，杭州西湖区检察院检察长章育华指着我的鼻子说：“这份东西（指我提交检察院反映案件真相的事件自述）你怎么来的，就的怎么给我吃下去！”
1995年7月浙江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钱忠贤在杭州余杭看守所审讯室直接对我扬言：“这个地方，进来了，出去可就不容易了。你现在说了，我马上放你回去。”
1996年4、5月间杭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马守忠在杭州肖山看守所审讯室直接威胁我：“王振宙，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要杀你！”
浙江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钱忠贤、杭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马守忠、杭州西湖区检察院检察长章育华都单独或联合提审我多次，浙江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钱忠贤有一次提审我到深夜12点多。
1996年11月28日至1996年12月26日，浙江省检察院把我从萧山看守所带到杭州玉泉饭店119房间。由于我提供了没有收贿的事实说明，1996年11月30日上午，省检察院检察人员把我的一只手铐在加床上，前后二次每次都是3个人，他们动手打我耳光，并用脚踢我，威逼我做有罪供述。
1995年7月15日至1997年5月5日，我在一个精神几乎与世隔绝的看守所环境中被秘密关押了将近整整一年十个月。在1995年7月15日至2000年5月14日受诬陷被检察机关法院投入看守所和监狱期间，始终有一台机器在对我进行精神肉体折磨。
2000年5月14日获释后，我即持续的向各级检察院和法院递送冤案酷刑申诉控告材料。我也向国家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人大信访局、国务院信访局、司法部及国内主要新闻媒体寄送相关材料。
香港投资人陈立亲手书写的证言、我和陈立其的谈话录音带均清楚指出了所谓索贿案的事实真相。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同一案件法律事实居然作出了完全相反的法律认定（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同一案件被控索贿人杜月祥，其索贿3万元港币事实不成立）。
如果律师有解决的办法可以来找我
王振宙 0571-85185912

房价降，开发商坐不住了，这很正常。开发商坦承要做“猪坚强”，要用猪求生的毅力将高房价硬扛到底。这说明人房价已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人们买不起了不买还不行吗？于是交易量下来了，于是房价也下来了。这是路中央政府应当愿意看到的事，否则还调控什么？可是有的地方政府却坐不住了，房价刚降，深圳市政府却准备出手救市了。

深圳市官方报告称：“保持房地产市场长期健康、持续、稳定发展，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水平和居住条件，是一件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大事。而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避免房价大起大落……应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做适当的调整。”

作为一个正常人，我知道不断提高改善人民的居住水平和居住条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可高房价让白领都买不起房，还谈什么改善居住条件？ “避免房价大起大落”，道理是对的，可笑的是，当房价“大起”时，深圳市政府在哪儿，在做了些什么，难道那时就没考虑到“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水平和居住条件”吗？拿“人民群众”当遮羞布，你当老百姓都是傻子呀。要知道，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玩弄人民，最终必将人民所抛弃！谁玩疯市场，最终会被市场所玩疯！

深圳市政府为什么看不得市场让利于老百姓，为什么看不得市场回归理性呢？我想此时他们此时的心情可能与楼市的“猪坚强”一样。如果真如此，那“救市”的举措就可以理解了。但能不能救活，你深圳市政府说了不算，得看市场答不答应，老百姓买不买帐，否则一切都是扯淡！